并建立企业普通员工收入与贡献程度、企业效益、物价指数等联动调节的正常增长和保障机制，争取一线普通员工群体的年均收入平均增幅达15%左右。

    民众对国企高管薪酬倍数的质疑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呼应颇为有趣。有关部门分别在2002年、2009年“敲定”国企高管的薪酬不得超过“平均水平的12倍”和“员工平均工资20倍”。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央企高管的基本工资部分为不超过上年度中央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5倍，绩效工资部分的上限是基本年薪部分的3倍。但根据最新的统计显示，2010年金融、烟草、电信、石油、石化等行业高管薪酬为行业平均水平的几十上百倍。重庆方面初衷可嘉，可国内大环境如此，重庆的国企高管如何独善其身？在我看来，民众质疑的其实不单是高管薪酬，而是躲在薪酬背后的垄断利益和不正常激励机制。套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专家易宪容的话说，规定“国企高管的薪水是普通员工的多少倍，这个没有太大意义”。应该说，重庆在国有企业中实施促进共同富裕的标杆工程，到2015年将基尼系数缩小到0.35左右，是件“富民工程”。但从实践来看，不破除躲在薪酬背后的垄断利益和不正常激励机制，以高管与普工的薪酬倍数来确定高管的薪酬很难行得通，也不可取。

    近些年“两会”召开时，政府工作报告都不会漏掉一个议题调整分配收入，缩小阶层收入的差距。国企高管是企业的掌舵人，企业盈利后多拿点薪酬理所当然。但问题是国企高管的薪酬不是多拿点，而是拿得太多，多得失控了。部分国企高管通过“合谋”的方式自己设定对自己有利的考核指标，然后自己给自己评定工作绩效，最后自己给自己定薪酬标准，甚至出现高管薪酬随着企业业绩下滑而上升的怪现象。那么，国企高管拿多少钱合理呢？我以为，无论是从法治还是从情理的角度看，也无论是从国企高管重获民众信任，还是从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确定国企高管薪酬标准的前提都必须是尽快建立薪酬信息披露机制。披露国企高管薪酬情况，既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也是有效监管国有资产的需要。

    公开是公平、公正的基础和前提。国企高管薪酬失控是分配不公的产物，本质上是国企高管利用监管缺失的自利行为结果。在国外，对高管薪酬的最大约束之一是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媒体经常会对高管薪酬进行追踪、披露和分析，从而对高管薪酬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和公众压力。在我国的香港地区，高管薪酬披露信息包括基本工资、津贴、退休养老计划、花红（年度奖金）、长期激励或股权收入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国企高管的薪酬都应当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和舆论的监督；而且，公众作为国企的实际出资人，也有权知道国企高管拿多少薪酬，拿得合不合理。事实上，只有国企高管的薪酬公开了，相关管理也就容易跟上，贫富差距也就缩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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