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 劳动力

　　浙江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是否已经改变？浙江经济的“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

　　刘易斯认为，一个地区发展初期，农业具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此时只要工业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农业剩余劳动力将持续向工业转移；随着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农业劳动力将由过剩向短缺转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对浙江而言，“十二五”时期我省二三产业青壮年劳动力供应将逐渐趋紧，2015年以后或将出现劳动力的全面短缺。

　　首先，我国“人口红利”于2010年结束，将对浙江劳动力市场产生深远影响。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增长在2035年前后开始出现负增长，但适龄劳动人口数量（15至59岁人口）在2015年就将达到9.2亿的峰值，自2016年起将出现下降趋势，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开始下降。

　　由于经济社会改革、资本升值以及家庭分工导致一部分人被迫或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年轻人教育时间变长等，都使我国的劳动参与率出现下降。1990到2004年，我国劳动参与率从85.6%下降到81.9%，假定今后劳动参与率继续按照过去的趋势递减，则我国有效劳动力供应总量将在2010年达到7.4亿的顶峰，之后将快速下降。

　　其次，目前浙江农业就业人口中仍有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但非常有可能在2015年前基本转移完毕。截至2009年底，全省有劳动力3592万人，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为18.3%，尽管比十年前下降了17个百分点，但与同一发展阶段的其他地区相比，仍明显偏高，如1990年的台湾地区人均GDP为8325美元，农业劳动力占比仅为10%.预计我省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大力转移还可以持续5年。当然实际情况可能比较复杂，如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妇女和老年剩余劳动力，还有一部分人偏好节奏较慢的农村生活，因此实际能转移的劳动力可能更少，转移完毕的时间更短。

　　再次，目前外省务工人员不会出现大批回流现象，但2015年以后浙江企业的工资优势将不复存在。必须注意到，我省职工工资与中西部地区职工工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2000至2009年间，浙江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速为12.4%，远远低于中西部地区平均16%以上的增速，若继续按这一速度增长，到2015年，浙江企业的工资优势将基本消失殆尽。

　　“刘易斯拐点”隐含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已经很高，城乡结构趋向一元，大中小企业、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协调发展，目前我省这种特征和趋势已经相当明显。

　　二问 出口

　　出口恢复有多快？出口导向型增长能否持续？

　　2010年，浙江出口首次突破1800亿美元大关，达到180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高达35.7%，是200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05至2010年，浙江出口年均增速高达20.8%，位居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山东、福建六大省市之首。

　　在讨论转变出口导向模式为内需推动模式的同时，我们认为，浙江应该继续强化出口的领先带动作用。

　　首先，浙江出口优势短期内不会改变。2005年以来，浙江出口占世界出口比重总体呈稳中有升态势，2010年前三季度提高至1.22%，为五年以来提高幅度最大的一年。以纺织服装产品为例，1997年浙江纺织品出口额占世界纺织品的比重仅为0.7%，2008年提高至9.8%.这表明浙江出口优势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强化。

　　其次，我们认为，浙江的出口依存度并不高。用出口占GDP比重来计算出口依存度，对加工贸易占20%的浙江来说有夸大之嫌，因为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包括了相当一部分用来加工出口的进口零部件，如电脑芯片等。如果扣除对进口零部件的重复计算，即用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与代表最终产品和劳务价值的GDP进行比较，那么，浙江出口扣除进口零部件后的附加价值占GDP的比重约为25%左右，这一比率与很多国家基本一致，如法国是20%、意大利是22%、韩国是35%.

　　再次，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对浙江出口的影响不大。2004年1月至2010年5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高达21.2%，但浙江纺织行业销售利润率仅下降5.8%，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销售利润率反而提高了15%.这是由于，升值一旦到来，一些企业开始向进口商要求提高价格，利润空间会在生产企业、国外批发商及零售商之间重新分配。

　　最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的说法有待商榷。2002至2008年，浙江净出口对GDP的平均贡献率为1.4个百分点，这一水平与上世纪80年代基本相当。从更长的历史周期来看，如1985至2009年间，内需对浙江GDP增长的贡献率除个别年份外基本保持在85%左右，那么浙江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的判断就要打个问号。同时，出口通过技术外溢提升了整体经济的生产效率，使得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地区能在发展本地经济的同时不对其他地区构成伤害，是典型的正和博弈。

　　因此，认为浙江出口依存度过高，并将扩大出口与拉动内需对立起来，可能不一定明智。

　　三问 通胀

　　通货膨胀影响有多大？浙江能够承受多高的通货膨胀？

　　我们认为，由于本轮通胀主要是受周期性的需求拉动影响，并非由于一些持续性的经济结构特点造成，因此，本轮通胀对浙江经济的影响有限。

　　食品价格是我省通胀的一个“主力军”，2010年呈现持续上升趋势，11月同比达到11.2%的高位，而粮食和油脂两大产品又是食品类通胀的“最强双驱动”。粮、油等食品由于生产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大，产量和库存无法实现及时调整，本身相对于其他产品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和周期性。同时，粮、油供给层面特别容易受到涨价预期的影响，从而影响价格的正常走势。

　　需要密切关注通胀带来的风险。中央将2011年通胀目标从3%上调至4%并不等同于对通胀的容忍度也提高了。这只是中央考虑紧缩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采取的渐进式管理的一贯表现。在中国当前背景下，通胀是对债务人（主要是企业）有利，对储蓄者（主要是居民）不利的经济状态。从铸币税的角度看，相对于高收入群体，通胀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为严重。通胀也提高了“菜单成本”，加强了未来价格走势的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发展规划和投资决策较为不利。

　　那么，对浙江而言，适合经济发展的通胀水平是多少？

　　一般来说，在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大幅改变的情况下，历史平均通胀水平可以作为参考。2000年至2010年浙江CPI的平均值为1.8%，同期GDP的平均增速为12.4%.考虑到CPI有被低估的可能，预计短期浙江较为合理的通胀水平在2%左右。

　　还需要指出的是，应该高度关注低收入阶层的生存状况，可以采取直接到人的办法给予必要的生活补贴。

　　四问 服务业

　　服务业发展真的滞后吗？是供给不足还是需求不足？

　　2010年浙江服务业占GDP比重43.1%，在相同人均GDP发展水平下，浙江服务业占比较1974年的日本低8.8个百分点，比1990年的韩国低6.4个百分点，比1988年的台湾地区低7.0个百分点，由此似乎可以得出浙江服务业发展水平滞后的结论。但2005至2010年间，浙江服务业投资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分别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投资2.1和4.7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3%，高于工业增速1.9个百分点，对浙江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提高。

　　从供给角度讲，浙江服务业发展并不滞后，服务业占比较低的原因更多在于市场需求不足。

　　首先，人口结构和文化传统带来的持续高储蓄率。2005至2009年，浙江城乡储蓄存款年均增长19.5%，分别高于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8.6和8.8个百分点。高储蓄率很大程度上同浙江长期以来的人口结构有关，如果我们将18至60岁之间的人口定义为生产者，18岁以下和60岁以上人口定义为净消费者，那么2009年浙江人口中生产者是净消费者的近2倍。同时，节俭、中庸、反对奢华的儒家传统，也构成了高储蓄和低消费背后的文化支撑。

　　其次，制造业价值链位置决定了较小服务需求空间。长期以来，浙江产业链在生产制造的低端徘徊，这一方面直接制约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劳动力要素在“低技术、低工资、低购买力”中循环，导致服务业发展人才储备和高层次消费力量不足。

　　再次，城市经济扩散效应较小导致的服务规模扩充不足。大城市不仅能从本区域中集聚更多的要素，而且能对周边地区形成辐射效应，进而扩大服务业发展的市场容量。2010年浙江城市化率高于全国12个百分点，但浙江大城市规模和容量普遍较低。同时，长三角地区较为便利区域交通和较高的要素流动水平，更强化了上海对杭州、宁波等城市的替代作用，导致浙江城市经济扩散效应不大。

　　因此，促进浙江服务业发展的着力点应更多的考虑如何扩大服务业的需求空间，而我们关注到，2011年及以后一段时间宏观政策的关键词，如增加劳动收入占GDP比重、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建设杭甬温三大都市圈和浙中城市群、加快培育小城市试点，等等，都将有效破解服务业发展障碍，促进服务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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