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法律条文中，目前仍然没有“过劳死”这一法律概念，对如何认定“过劳死”也是空白。2011年10月底，卫生部宣教中心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国内大企业员工身心健康问题突出，超八成人受到过各种健康问题困扰。此次调查人群以中青年员工为主，他们是企业的主要劳动力。调查显示，颈椎病、腰椎病、肠胃病和脂肪肝是目前威胁员工身体健康的主要疾病，员工最大的困扰来自“疲劳”和“失眠”。心理方面，78.9%的员工有过“烦躁”情绪，59.4%的人感受过“焦虑”，38.6%的人觉得“抑郁”。影响员工健康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三餐不规律，工作压力大，经常连轴转和久坐不动。有人归结:职场“疲劳”源于权利“失眠”。预防“过劳死”，法律应成为“抢救针”。

　　其实，在我国，目前针对“过劳死”并非没有法律规定，在《宪法》、《劳动法》等法律中，主张劳动权侵害、主张休息权侵害、主张工伤保险赔偿、主张健康权、生命权侵害赔偿，等等，这都是防“过劳死”的相关法律规定。但不得不承认，我国法律防治“过劳死”，还无法形成重拳出击:

　　一是过劳者的劳动权、休息权、健康权甚至生命权被侵害后，缺乏具体操作准则，如何认定“过劳”没标准，损失赔偿金额难确定，往往是以不赔或少量赔偿而告终。

　　二是防治过劳问题的法律根本不成体系。日本将“过劳”列为职业病一种，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制定《劳工安全健康法》等专门法律，对“过劳”的认定、赔偿标准、企业责任、政府责任、政府劳动安全执法等进行详细规定，形成专门的法律治理体系。在我国，过劳尚未纳入职业病，过劳的企业责任和政府执法，基本属于空白，对已发生的疑似“过劳死”事件，政府都没有介入查处是否存在过劳问题。

　　超负荷劳动是“过劳”的罪魁祸首，但用人单位却不用为这种“制度杀人”承担任何法律风险。这种“过劳无责”加剧了过劳文化的肆无忌惮。因此，我们必须将劳动者的休息权提到更高的保护层面，在立法上明确“过劳死”的法律规定，及时修订《职业病防治法》，将“过劳死”纳入职业病目录之中，从而可以使患病职工享受工伤待遇，进而加重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根除用人单位肆意安排劳动者加班的陋习。

　　值得欣慰的是，2012年1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决定》(以下简称防治法)日前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开始实施。有专家表示:“2011版防治法的突破比较多，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对职业病定义的修改，并将随之带来职业病目录的‘扩容’。诸如过劳死，长期视频作业导致的眼部损伤，职业性腰背痛、颈椎病、鼠标手等白领易患疾病都有望纳入职业病目录。”除了加强立法，在预防“过劳死”这个问题上，政府职能部门必须有所作为，要对用人单位加强劳动执法监察，明确用人单位违反法定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规定的法律责任，建立加班登记与追踪制度，对企业的违法行为及时进行查处。

　　此外，全社会应当营造一种“依法劳动光荣”的意识，不要过分宣传所谓“卖命”的“劳模”。要让企业管理者和劳动者都认识到，丢了性命与健康的劳动不仅不光荣，更是涉嫌侵权与反人性的行为。我们不需要如此悲情的“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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